医伤——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西门踩雪

医伤——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

[ 2007-1-27 11:13:00 | By: 西门踩雪 ]

十一（4）
　　
　　这时水王的手机响了，是水嫂打来的，“喂，领导，有什么指示？”
　　“我们头儿病了，又咳嗽，又发烧，你给看看。”
　　水王说：“这么重要的人物我可不敢看，那万一有个好歹我可吃罪不起，要不让他到医大一院去看看，那儿都是大教授。”
　　水嫂说：“你敢？我已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人家了，他们估计已经快到了。麻烦江大教授上点心，看好了有赏。”
　　电话已经挂了。
　　“屁事多”水王骂了一句。
　　
　　过了半个小时，病人及家属如期而至，一阵寒暄之后就直奔主题。原来患者这几天都有点咳嗽，昨天开始发烧。水王看了看，估计是上呼吸道感染，用点抗生素就行了。但又不能这么简单处理，水王最烦的就是给这些半生不熟的人看病，既不能出问题，花钱还要少。到底要不要给他拍个片？
　　水王说：“我看就是个上感，用点先锋V吧，最好能拍个片。”
　　家属说：“是拍片好，还是做CT好？”
　　水王说：“我觉得拍个片就够了，你们要是不放心的话做个CT也行。”
　　家属挺高兴，说：“那好，我们听你的。”
　　水王给他开了三天的药和一张拍片的申请单。
　　
　　回到家，水嫂问：“我们领导的病怎么样？”
　　水王说：“让他拍了个片，给开了点抗生素。以后别再给我这些‘好’事了啊。”
　　水嫂说：“你看一个病号花你几分钟？把你累着了？怎么做点好事心里就不舒服呢？”
　　水王说：“是累不着，可担风险啦。”
　　水嫂说：“这感冒是最常见的病，要是这样的病你们都不敢治，还不如卖红薯去。”
　　水王说：“要只是感冒，那皆大欢喜。要是别的，比如肿瘤，尽管它的几率很低，可万一碰上了，我就完了。”
　　水嫂说：“你们为什么总是抓住那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可能不放，为什么不首先考虑那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可能？”
　　水王说：“我一年看三四千个病人，即使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三年也会碰一个。你知道真要漏诊一个肿瘤病人后果会怎么样吗？”
　　水嫂说：“怎么样？”
　　水王说：“家属说‘病人是走着进来的，结果却躺着出去。医生不负责任，什么检查都不做，就知道用抗生素，法庭上见’，这还是好的，碰到横的，别人不跟你打官司，直接叫上几百人，把灵堂往医院一摆，并叫上记者。记者会写一篇文章‘庸医杀人’，引来一群愤民潮水般的攻击。官司还没打，医院已经输了。上了法庭，法官会说‘医生本应该意识到有肿瘤的可能性，却不做相关检查，造成漏诊，医院应该负全责。给患者省钱不能成为减轻处罚的理由，患者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医院说‘你怎么搞的，这么简单的病你给漏诊了，害得医院赔了几十万，看一个病人才几块钱的挂号费，要看多少个病人才能补回来？’身陷重围，四面楚歌的我们还有活路吗？”
　　水嫂说：“那应该怎么办？怎不能病人一来就做CT吧。”
　　水王说：“一个发烧的病人来了，正常的程序应该是这样：先抽个血，大致判断一下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如果怀疑是细菌，就给抗生素。三天后如果好了，一切OK。如果不好，拍个片，条件好的直接做CT，看有没有其他情况，比如结核，或者肿瘤。查不清的，收入院，系统检查。”
　　水嫂说：“那你们现在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水王说：“为了能在法庭上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
　　水嫂说：“医患间的不信任也是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啦。”
　　水王说：“没有信任就没有委托，当患者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委托给他们所不信任的一群人，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了事，就很容易上纲上线。现在哪个医生拿手术刀的时候，手不在颤抖啊！”
　　
十一（6）
　　
　　由于长时间的化疗，江雨亭一次次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她重度贫血，血色素不到五克。白细胞根本就探测不到，化验单显示为零，这就是说她已基本丧失了抵抗力。口腔多发溃疡，有的地方已发生了溃烂，哪怕稍微张一下嘴，都会引起剧烈疼痛。水王每天早晨来了先去看她。可今天水王进病房看到的一幕让他震惊——江雨亭拿着一个馒头在咀嚼，边吃边说：“妈妈，你看我可以吃东西，那些补充营养的药就别用了，家里的东西都卖的差不多了吧？”
　　水王赶紧扭过头去，眼泪已经流出来了。“这需要何等惊人的毅力啊！关羽刮骨疗伤不过如此吧？”水王过去夺下馒头，对她说：“你现在不能吃东西，不要说话，好好休息，不要想太多了，这样有助于你的恢复。”
　　回到办公室，陈言拿着江雨亭的化验单对水王说：“江老师，江雨亭的血培养出来了，查到细菌了。”
　　水王接过化验单，审视了半天，最后对陈言说：“把现在的抗生素停了，换用泰能。另外把抗真菌的药加上，用斯皮尔诺。”
　　陈言说：“可这一天要两千块钱啦。”
　　“用。”
　　陈言还想说，可看水王态度是如此坚决，只好作罢，转身到电脑前开药去了。
　　“看看她帐上还有多少钱？”水王吩咐道。
　　“五千一。”
　　“给她开两支斯皮尔诺，剩下的开泰能，把钱全部用完。然后给她申请两个单位的红细胞和十个单位的血小板。记住，一定要等到把药发到她的手里，再申请血。”说完，水王就回他办公室了。
　　陈言十分不解，水王今天是怎么了？
　　
　　下午主任看了江雨亭，对陈言说：“她感染挺重，给她做个肺CT，然后请呼吸科会诊。这什么检查都没做，怎么随随便便用这么贵的药？这要是打起官司，还不一打一个输？”
　　陈言把主任的意见给水王说了，水王说：“能做个CT当然好，可她现在最需要的不是CT，而是有效的抗生素。你就对主任说现在患者欠费，做不了。”
　　陈言说：“现在只有这两种药才有效吗？”
　　水王说：“我不敢说它们一定有效，但它们最可能有效。与其用那些便宜但又明知道没用的抗生素，还不如孤注一掷，一下子用到头。两天应该能见效，要是没效，那她就过不了这一关了。”
　　陈言又问：“为什么你要让我等把药拿回来在给她申请血。”
　　水王苦笑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医院对欠费控制的很严，一欠费电脑就自动封帐，什么药也开不出来，什么检查也不能做。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输血。自从福建连江的‘输血案’发生后，医院就解除了对输血的限制，不管病有没有钱，他们怕头上的乌纱帽丢了。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给她透支两千块钱，能帮就帮一点吧。”
　　“现在当个医生可真不容易。”
　　“不容易不还得干吗，毕业了还想留这吗？”
　　“不想。”
　　“为什么？”
　　“我没钱，就是有钱也不给那群王巴蛋。明年毕业的现在都在四处活动，有钱都送不出去。五万块钱是起步价，手术室进个护士得这个数”说着就亮出一个巴掌，正一下，再反一下。
　　“十万？”水王很惊讶。
　　“我们寝室有一个想留，所以天天打听这些事。现在别人就是收了你的钱，也只能保证你进医院，具体哪个科还说不定。万一给你留到了急诊科，ICU那不就惨了。”
　　“为什么不能定科呢？”
　　“因为同时进院的有好几十个，好科室都想去，这就取决于这几十个人中谁的关系硬。”
　　“我还不知道现在留这个医院要花这么多钱？愿不得现在的小大夫开起药来一个比一个猛。”
　　“毕业的时候都是快三十的人了，身无分文，连上学带进医院十几万都扔进去了，靠工资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来？”
　　十一（7）
　　
　　周四下午是业务学习的时间，但早已被其它各中学习所代替，今天下午医院要求各科室组织学习举证倒置。
　　富主任说：“上周各科主任、护士长集中培训了一周。医院请了法律教授、法官、律师从各个角度来讲医疗纠纷。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应对举证倒置，如何防范医疗事故，如何处理医疗纠纷。院里要求要求在今后一个月里每个星期抽出一个下午来学习。今天是第一次，大家来讨论两个案例。
　　案例一：患者甲某跌入水坑，头破血流，神志清醒，3时由朋友送至医院急诊室，医生为其清理创口，口头告知有颅内出血的可能，最好拍CT验证，但因费用太高，建议留院观察数日。此时另一病人亦急需清创，医生告知甲某稍候，甲某因有急事私自离开，回距县城较远的家中，留下朋友取药。7时许，甲某昏迷，9时复入院，诊断为颅内出血，抢救无效，于 11时死亡。甲某家人起诉医院，医院有实习医生证明医生曾要求甲某住院，法院不予采信，最终以医院无证据证明已尽必要的诊疗义务且未经必要检查以致患者死亡为由，判决医院赔偿约30万元。
　　案例二：患者乙，因胸痛到某医院就诊，急诊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要求患者住院。患者不同意，要求在急诊室处理。医生给予“硝酸甘油”静点后，患者胸痛缓解，遂自行离开医院。患者回到家在上楼梯的时候，再次发生剧烈胸痛，120赶到时，患者已死亡。家属起诉医院没有履行告诉义务，医院辩称已履行告知义务，有病例为证。最后法院以“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医院让患者明白了其所患疾病的严重性”为由，判医院败诉，赔偿20万。
　　富主任话音刚落，彭艳就说，看得出来早已沉不气了，“这医生真是没法干了，以后咱们干脆一人配一个录音机，把所有说过的话都录上，免得到时候拿不出证据。”
　　周续说：“录音很容易伪造，它的效力有限。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每人配一个摄像机，一举一动全拍下来，或许能解决一些问题。”
　　富主任说：“行了，就别发牢骚了。现在的医疗环境，舆论导向对我们很不利。从上面两个案例可以清楚的看出来，现在法官是明显偏向患者的。这并不是什么同情心，而是一种惯性。这样做，一方面符合‘同情弱者’的政治取向，而做出有利于医院的判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稍不注意就要受到舆论的围攻。另一方面，当医院付出了一笔高昂的赔付之后，有功人员自然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可媒体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法官还偏的不够，而且他们还经常越俎代庖，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就已经做出了道德评判，为随后的‘民意’定下了基调，法官当然不会轻易‘冒天下之大不违’做出对医院有利的判决。尽管医院经常败诉，可在媒体的筛选之下，也会以‘常胜将军’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记者笔下，窦蛾永远是患者！”
　　张曼说：“说实在话，在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中，无论怎么做，在法庭上都很难摆脱失败的命运。案例一是因为没签字而败诉。案例二到是让患者签字了，但法庭仍然以‘不能证明让患者明白疾病的严重性’为由判医院败诉。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证据能够证明‘患者已经明白了疾病的严重性’，是不是医生把教科书上的内容一条一条的写在病历上，逐字逐句的的解释？可在救人如救火的急诊室，为了满足一个人这样的要求，有多少急待处理的患者被置于危险的境地？这就叫尊重知情权吗？这就是人们所追求的现代文明吗？我更加难以预料的是，即使医生让患者认识到了严重性，不知道法官还会以什么样的理由判医院败诉。与其那样，就不要让我们一心为民的法官太为难了，干脆不让患者签字，既省了许多麻烦，也少了诸多纠纷；即可使判决更加公平公正，我们也可以输的心服口服。法律的公正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得以完美结合，和谐社会也因此而建立。”
　　周续说：“为了满足患者索赔的要求，医院应该准备充足的赔偿基金。”
　　彭艳说：“所以还是要多开检查，多开药，免的别人到时候赢了官司赢不了钱。”
　　老爷子说：“再这样下去谁还敢治病啦，别说什么创新、发展了，就是日常的工作也要受到巨大影响。看来半个世纪前的一幕又要重演了。刚解放那会儿，划成分，那时的医生没几个出生好的。医生自然成了严加看管的对象，但那时医生比较缺，所以基本上都能正常工作，可千万不要出事。如果一个患者死在了手术台上，做手术的医生就会自己回家，收拾好行李，在家等着，一会儿就有人把他带走，送到农场改造，先前在那儿的医生就可以走了。而他就必须等到下一位医生来接他。以至于后来没人敢做手术。当人们认识到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后，医生的待遇才慢慢好一点，医学才又开始蹒跚前进。”
　　曾宪雨：“这场医疗危机肯定比五十年代更严重。那时人们还是普遍同情医生的，医生的群众基础还不错。而现在医患关系已势如水火，照这样下去，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富主任说：“国家大事咱也管不了，能看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就不错了。对于政策的评判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既然法院要求我们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大家脑子里就要绷紧这根弦。日常工作中，要时刻提醒自己：你能证明自己清白吗？该做的检查都做了吗？还有病志，我们的老院长曾经说过，一份病志在任何时候拿出去都要经得起考验。而我们的病志呢？医院让每个科每个月准备十份病志接受检查。就是这样精心准备的病志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其余的就可想而知。现在卫生部放话了，发生重大医疗纠纷，院长撤职。院长对我们说，科里出了大的医疗纠纷，撤科主任的职。我也没办法，责任还是大家来分担，以后哪个组出了事，对不起，主治医下去拿床，谁有能力谁干。”
　　
十一（8）
　　
　　两天后，江雨亭好多了。不发烧了，脸上有了血色，而且口腔溃疡也少了，她终于可以说话不必痛苦了。陈言对她说道：“你终于好转了。”
　　可江雨亭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说道：“有什么用，下次化疗的时候还不是这样？”
　　陈言说：“化疗都是前面重，以后会越来越轻。”
　　江雨亭淡淡一笑，说：“陈大夫，你看我还能活多久？”
　　“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你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是挺好吗？”
　　江雨亭说：“虽然是谎话，但也是一片好心啦。死，有什么好避讳的？人有死的义务。”
　　陈言瞪大了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
　　江雨亭继续说：“前一段时间给一个脑死亡的人进行安乐死的事在美国闹的沸沸扬扬。我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光是心脏在跳动，更重要的是大脑在思维。住了这么长时间的院，也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人。有些病人全身插着管子，胃管，导尿管，有的还要上呼吸机，两只胳膊都打着点滴，他们就是靠这些管子维持着生命。而且还要不断的抽血，做各种检查。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没有笑容，没有眼泪，不能睁开眼睛，不认识亲人，不认识朋友。假如他们有意识，他们能说话，我想他们会说：‘你们在折磨我，我也在折磨你们。放弃吧，让我走吧，我的使命已经完成。该走的人应该走，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我会在另一个世界为你们祈祷’。可惜亲人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还在坚持，坚持。这样的坚持是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的，有些人甚至倾家荡产。这样的坚持是需要巨大的感情支持的。当你面对一个没有任何反应的人，你为他端屎端尿，为他洗澡翻身，为他消耗着青春生命，那种痛苦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其实他们很清楚，他们是在等待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奇迹！陈大夫，我很害怕我会有那么一天。假如那一天真的快要到来时，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要死的有尊严。生老病死的规律谁也无法逆转，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义务。该离开的时候就离开吧。”
　　陈言说：“那么在不该离开的时候就应该好好活，人只要活着就有她的价值。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年青人带着一束丁香花，那另一个城市去看望女友。到的时候，女友在上夜班，他就找了一个旅馆住下。第二天早上他准备拿着花去接女友下班的时候，发现花儿枯萎了。年青人很着急，满大街的找，希望能找到这种花。当他失望而归时，发现有一个院子里的丁香花开的很娇艳，紫的浪漫，白的纯洁，粉的温馨……年轻人鼓足了勇气敲了敲门。过了好长时间，出来一位老者。年轻人把情况说了以后，老者就转身而去。过了一会儿，老者捧了一束丁香花递给了他。年轻人很兴奋，他正准备说谢谢的时候，老者先开口了‘谢谢你’。年青人很诧异，老者说‘两个月前，我的妻子去世了，我一下子失去了精神的支柱。所幸的是有子女和亲戚朋友陪着我，但逐渐他们都走了。前天我的女儿也回她自己的家了。这两天，守着这所空房子，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毫无用处的人。没想到今天竟有人敲我的门，你的请求让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拿着花快去吧，小伙子’。年青人向老者鞠了一躬，跑了。”
　　江雨亭认真的听着，一阵寂静过后，她说道：“我很喜欢丁香花：雨巷丁香，无止的彷徨,无限的遐想,无尽的忧伤。”
　　十二（1）
　　
　　2005年注定是对医改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年，先是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指出二十年的‘医改’失败，使得网上对‘医改’的热议持续了半年之久，其间不断有医疗丑闻被暴光。年关将至，“天价医疗案”象一枚重磅炸弹投向了医院，震的每个人头晕目旋。
　　工作还是一如既往，但工作气氛明显不一样。经常看见病人三五成群的在走廊、在大厅嘀嘀咕咕，一看见医生来了就不说话了。病人研究‘一日清单’的热情空前高涨，不但自己研究，还相互切磋；不但相互切磋，还集体来办公室来质疑；不但质疑，还要找院长理论；不但找院长理论，还动不动就要给记者打电话。这些天医务科来的电话明显增多，时不时的还有些同志被召致医务科去说明情况。以至于每个人都感到头上有一把悬顶之剑，哪怕一声咳嗽都可能使它掉下来。所以每个人都尽可能的平声静气，不肯多说一句话，不肯多走一步路。
　　有人进了办公室，问道：“请问江大夫在吗？”
　　没人抬头，也没人回答，每个人都在继续干自己的活。
　　那人好象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不责任到人是不会有人搭理你的。于是他走到沉言面前，问到：“请问江大夫在吗？”
　　陈言抬起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的，“在，但我不知道在哪？”
　　那人听的笑了，“你这不是和没说一样吗？”
　　“那差别大了去了，不说那是态度问题，不知道不是态度问题。”
　　“那你能帮我找找吗？”
　　“能”，陈言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没找着。”
　　“是这样，我住在呼吸科，我的管床大夫请江大夫会诊，但他去的时候我不在，我的大夫就让我拿着病志自己来找，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要搁在平时，陈言肯定让他回去等着，可在这非常时期却不敢怠慢。他拿过病志装模做样的看了一眼。
　　那病人问：“有问题吗？”
　　“有。”
　　“大吗？”
　　“不大，可也不小。”
　　“那该怎么办？”
　　“这还要等到江大夫看过才能决定，你先回去吧，等他回来我告诉你的管床大夫。”
　　那人走了，陈言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到值班室干活。还没走，24床的家属拿着张药品说明书进来了，问道：“陈大夫，这说明书上明明写着‘对于孕妇的安全性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请慎用’，你怎么还给我们用。”
　　陈言把说明书看了半天，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时水王进来了，救星来了，陈言把情况说了一下。
　　水王对家属说：“所有的抗生素，对于孕妇不是禁用，就是慎用，说的最委婉的也是‘对于孕妇没有充分的资料证明其安全性’。那孕妇得了病就不用药了？”说着，就从柜子里拿出他那本大本头的《药品说明书大全》放到桌子上，说道：“这是最新版的药品说明书大全，上面有九百多种抗生素，你自己找找，看有没有一种拍着胸脯说对孕妇绝对安全的？”
　　那人顿时没了脾气，说道：“咱也不懂，一看到有那么多副作用就害怕，所以就来问问。”
　　水王说：“欢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问。”
　　那人走了之后，陈言说：“幸亏你回来了，我真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水王说：“这个冬天对医院来说是个冷冻，寒流会一股一股的来，多经历经历对你们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