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伤——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西门踩雪

医伤——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

[ 2007-1-27 11:11:00 | By: 西门踩雪 ]

十（6）
　　
　　
　　下午一点办，各路专家陆续到达。最先来的是普外科的陈教授，六十多了，走路晃晃悠悠。接着是产科的冯教授，四十多岁，比较精干。他们简单的问了一下情况就看病人去了。
　　患者的情况比上午差了些，呼吸更急促了。
　　“谁来把情况说说”陈教授说。
　　家属又把情况说了一遍，最后说：“老教授啊，你见没见过这样的病的啦，这孩子还有没有救啊？”
　　“我没见过，有没有救不都得全力救吗？”
　　陈教授的手刚一碰肚子，患者又开始大叫。
　　“孩儿啊，别叫，大爷是来救你的命的。”
　　他们回到办公室，其他专业的医生也来了，最后来的是呼吸科的马教授。
　　大家都看完患者后，会诊也就正式开始。
　　首先产科教授说：“这个患者刨宫产前三天就开始发热，产科查体也没明显异常，手术切口没有红肿，不象产褥感染。患者腹部体症很明显，我想听听外科专家的意见。”
　　陈教授说：“这个患者腹部压痛很明显，根本不能碰。但同时身体其他部位也一样，我用听诊器听一下心脏，她就哇哇大叫。所以腹部的压痛就大打折扣了。腹部的彩超发现少量积液，肝胆脾没有异常。腹穿抽出少量粉红色液体。另外我听了三分钟，没听到一声肠鸣音。这个患者腹膜炎是肯定有，至于原发病是什么，现在不好说。但不象胆系感染、胰腺炎、溃疡穿孔。患者有没有粟粒性结核的可能，我想听听呼吸可马主任的意见。”
　　马教授还在那看病志呢，肾内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的教授先后发言。
　　最后马教授说：“这个患者我考虑败血症，理由是高热五天，白细胞五万，中性85%，双肺都没听到水泡音，胸片也没发现异常，原发灶在哪不好说。刚才陈教授问是不是结核，这可以排除，因为患者的白细胞五万，结核的患者不会这么高。治疗的话，我看你们用的是头孢吡圬，这不行，我建议用泰能。这方面外科医生比较有经验，对于象这样的患者你们一般是怎么用的？”
　　陈教授说：“我同意用泰能，0.5，Q6h。条件要是允许的话，用丙球，一次用十支。”
　　办公室一片小小的骚动，马教授说：“外科医生大手笔啊，我们一次就用一支，了不起用两支，你们一上来就用十支。”
　　水王说：“一支丙球三百，十支三千。泰能二百二一支，一天四支就八百八。您这可是一字千啦，一句话一天四千块钱就去了。”
　　陈教授说：“一支丙球就是挠挠痒，没啥大用。象这样的患者就得孤注一掷，奋力一搏，把药用到头，她要是命大的话，兴许就活了。否则一点希望也没有。”
　　冯教授说：“现在农村的人得了大病只有等死。”
　　马教授说：“何止是农村人，就是咱们又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可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明知道是希望渺茫，这些贵药给不给用？用了就是逼着家属去卖房子；可你要不跟家属说，人死了，人家说有好药你为什么不给我用，就是倾家荡产我要治。”
　　陈教授说：“我们也是有心治病,无力回天啦。”
十（7）
　　
　　
　　会诊完了以后，水王对赵海鸥说：“今天你辛苦一下，把会诊的意见写了以后再走，把家属叫来。”
　　水王向家属交代了病情。两个女的只是哭，两个男的也是愁眉紧锁。最后把整钱零钱筹在一起，就一千来块钱，对水王说：“大夫就这点了，先给开一天的药吧，我明天回去借钱去，要实在不行，就卖房子。”
　　水王很矛盾，其实结局已基本明朗了——希望渺茫。人救不过来，再让他们把房子卖了，这一家老小以后怎么办？他对赵海鸥说：“先开四支泰能，够用到明天下午了。”
　　可怜的赵海鸥下班的时候已经七点了，从昨天早晨八点，到现在已经三十多个小时了。
　　走在路上，北风呼呼的吹着，将地上的尘土卷起，让人睁不开眼。路旁边的广告牌也在飞沙走石的击打下，啪啪作响。路上人迹罕至，偶有几个，也是行色匆匆。
　　
　　第二天早晨，902房间空了，卫生员在那打扫卫生。大家象平常一样开始一天的工作。
　　下午化验单回来了，石雷看着化验单突然叫了一声，“不得了了，还没见过这么毒的细菌呢。”原来是李敢的痰培养的化验单，培养出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药敏试验显示对所有的抗生素都耐药，包括泰能和万古霉素。
　　这时曾宪雨进来了，石雷把化验单递给他。曾宪雨审视了半天，最后说道：“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1997年全世界报道了第一例对万古霉素不敏感的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没想到这么快它就来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将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
　　水王说：“都是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惹的祸，当细菌都被高档抗生素锻炼成了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躯时，就是有钱也没法看病了。”
　　曾宪雨说：“现在医生还有能力降低医药费，可当细菌越来越顽固时，医生就是想用低级抗生素来减轻患者负担也有心无力了，而不改变‘以药养医’的政策，这种局面就很难改变。”
　　水王说：“所以医改越往后拖，我们面临的形式就越严峻。”
　　曾宪雨说：“这些事我们管不了，但你们以后要注意了，以后看病人尽量戴上口罩，另外告诉护士做处置的时候，特别是吸痰要戴手套，每次处置完了都要洗手。”几个小大夫都有点恐惧。
　　水王说：“是要采取措施了，要是这种细菌在病房传播开来，那就太可怕了。”
　　曾宪雨说：“我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太差了，万一遇到传染病，估计一个也不能幸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的就是细菌耐药性方面的研究，对病毒我也有些了解。现在有时间，我就给你们讲讲传染病的事吧。”
　　几个小大夫都很有兴趣，水王说：“那我也学习学习。”
十（8）
　　
　　
　　曾宪雨说：“历史上最恐怖的传染病就是鼠疫，曾经有三次大流行，第一次导致一亿人死亡，后两次也有几千万人死亡。现在人们已经找到了对付它的办法，所以也就不恐怖了。但现在病毒对人类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且至今没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经常是睁睁的看着病人死去。病毒共分四级，第四级是最致命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也下是不可救治的。其中最有名的，危害最大是爱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今天就讲讲历史上最血腥的病毒——埃博拉！
　　埃博拉是扎伊尔的一条河流，1976年一场烈性传染病在这里肆虐，造成沿河55个村庄280人丧命，WHO派了两名医生对这场疾病进行了调查，他们找到了病毒，并以这条河的名字为它命名。这种病毒神秘无踪，每隔几年都要出来兴风做浪，从1995年到2003年已经爆发了五次。
　　之所以说它血腥，是因为患者痛苦万分，惨不忍睹，并且它能在四五天内致人于死地，用一个医生的话来说是‘得了这种病的人很快就会在你面前融化掉’。埃博拉病毒在体内侵蚀和毁坏各种器官，就象绞肉机一样把组织器官绞碎，以至于可以看见病人从口中把破碎的组织吐出，场面十分的恐怖！在灾难过去几个月以后，空气中仍然弥漫着血腥味！美国传染病专家海蔓是这样描述患者发病后的惨状的：埃博拉患者住的病房里到处是血，被褥上、地板上、墙壁上；他们吐血、便血甚至从皮肤的毛孔里都渗透出血；而他们的血液、分泌物、呕吐物和排泄物中，每一滴都充满了上百万的病毒；这些病毒又在寻找着下一个目标！”
　　几个小大夫听的毛骨悚然，石雷说：“那它都通过什么途径传播？”
　　曾宪雨说：“给你们讲讲1995年在扎伊尔的爆发吧。第一名患者是医院的一名化验师，叫金夫姆。他的工作就是采集血样，这样的工作使他很容易受到感染。他首发的症状是发烧和腹泻，医生当时给他诊断为痢疾，因为当地流行这种病。可两天后情况迅速恶化，七窍出血，任何药物都没有效果。第四天，他死了。人们有一种不祥之感——这是不是一种病毒在肆虐。很快这种不祥之感变成了现实。就在金夫姆死的当天，曾经参加救护他的五名医护人员相继倒下，也以同样的速度跟随金夫姆的脚步去了天堂。接下来这个幽灵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生命，有315人染病，244人死亡。毫无疑问，近距离接触，很容易被感染。所以各位要养成自我保护的习惯，现在的病毒是越来越多，虽然它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机率很低，可一旦发生，那就是百分之百呀。”
　　水王说：“这种病毒的破坏性怎么这么大？”
　　曾宪雨说：“埃博拉病毒进入人体后，首先攻击的是血细胞，病毒在血细胞内自我复制，于是血细胞开始变性、死亡。血细胞凋亡造成DIC，导致组织器官缺血坏死。然后大量繁殖的病毒攻击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包括胶原组织使之成为浆状物，于是皮肤出现小孔，血液顺着小孔流出，病人所有的孔窍都血流不止，惨不忍睹。”
十（9）
　　
　　
　　水王惊叹道：“以咱们现有的对传染病的防治体系，要是发生这样的传染病，咱们还有活路吗？它可比‘非典’厉害多了。”
　　　　曾宪雨说：“SARS在广东流行应该说是天灾，而在北京肆虐则是人祸。这个病发源于广东，人们当时对它一无所知，对它的危害程度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在初期，也是控制它的黄金时间没有组织起有效防御，算是情有可原吧。可2月11日广州官方发布消息，到3月5日北京出现第一例病人，SARS给了北京22天的时间来准备，而且在2月11日之前，病毒已经在广东肆虐了两个多月。可在这22天的时间里，卫生部门都在干什么？他们在做一些滑而不实的无用功，忙着辟谣，似乎病毒可以被他们用嘴说死。可是病毒是无情的，所有的假把势在它面前都不堪一击。当它已经开始在北京悄悄蔓延的时候，我们的卫生部长还在电视上向全世界宣布北京很安全。一位患者躺在病床上看到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感叹：自己就是被这些人给害的！”
　　　　水王说：“官僚主义害死人啦。”
　　　　曾宪雨说：“经过这场灾难卫生部总算是开始重视传染病监控体系的建设了。但我感觉也是虚的多，实的少。虽然文件下发了一大堆，也三番五次组织了学习。可贯彻的怎么样？这一年了，不明原因发热的，你们有谁报告过？就从一件小事来看看中国和外国的差别吧。英国很早就建立了传染病的上报制度，医生发现了不明疾病，填一张黄色的卡片，称为‘黄卡’系统。为了避免因填卡繁琐而影响医生上报的积极性，他们把卡片设计的很简单，一两分钟就可以搞定。而我们呢？报告一例，你没有半个小时怕是搞不定吧。你看看这帮小大夫，天天忙的混天黑地，一天工作上十个小时，百分之五十的工作是无用功。谁还有精力去做那些‘额外’的工作？”
　　　　水王说：“我们的工作总是看上去很完备，做起来很棘手。”
　　　　
十一（1）
　　
　　
　　查完房回到办公室，刚做下曾宪雨就抱怨：“这放射科呀，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们了。前天做CT什么都没看见，建议做磁共振，给患者做了半天工作，好说歹说，别人总算同意了。今天结果出来了，又建议做CT。让我怎么跟患者交代。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水王说：“要不你请肿瘤科会诊。”
　　曾宪雨说：“我可不敢请，一请更麻烦了，他肯定建议你做PET—CT，做一次九千九，结果出来肯定跟没做一样。”
　　水王说：“这东西是挺害人，当时宣传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什么形态与功能的完美结合，听完介绍我有种感觉，只要不是文盲就可以当医生。病人一来，用那机器一照，什么病就清清楚楚了。”
　　曾宪雨说：“那机器买回来半年了，我们科也做了五、六例，有一个病人是靠PET—CT诊断清楚的吗？这一万块钱花出去，连一声响都没有，人家怎能不恨医院？”
　　水王说：“可你还不敢不做，万一漏诊了，打官司，人家会说‘会诊意见让做，你为什么不给我做？我到医院是来治病的，不是来省钱的’，这叫剥夺别人的生存机会！”
　　曾宪雨说：“一方面是世界上最落后、最低效的医疗体制，一方面用世界上最苛刻的法律——举证倒置来向医生问责，一方面是国家极少的投入，它们就象三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带着如此沉重的脚镣，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如何让老百姓满意？”
　　水王说：“可老百姓看不见这些，媒体向他们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那就是医德，这么多年了，老百姓除了知道红包回扣外，还知道什么？没看见他们一方面对‘举证倒置’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对‘看病贵’深恶痛绝吗？有几个人知道它们之间是风火相加的关系？”
　　曾宪雨说：“其实医疗纠纷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关键你如何来解决它，是勇敢的面对问题，还是转嫁矛盾。美国曾发生三次大的医疗危机，看看他们的解决过程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水王的兴致来了，说道：“说来听听。”
十一（2）
　　
　　
　　曾宪雨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医疗事故案件激增，医疗责任保险公司为此赔付了巨额医疗损害赔偿，无法维持正常业务运作。各州保险公司被迫提高医疗责任保险费率，提高幅度根据医疗专业的不同从15％到30％不等。结果一些从事高风险医疗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如创伤外科、产科等，因付不起高额保险费而停业或改行，医疗服务市场遭到巨大冲击，患者就医受到了严重影响。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医疗危机。几乎出于同样的原因，危机又在八十年代和2000年后又发生了两次。”
　　“这一停业，问题就能解决。”水王有着非凡的洞察力，总能一语中的。
　　曾宪雨看了他一眼，没理他那查儿，接着说：“面对这些问题，社会各方联起手来，积极应对。其中举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当时加州是医疗危机的重灾区，到1972年底，保险公司收取的每100美元保险费，就需要偿付超过150美元赔偿金。这样就动摇了医疗保险市场。在1975年1月1日，两个主要的保险公司宣布放弃南部加州的医疗保险业务。此外，另外有一个保险公司将加州北部医疗保险费提高了380％。由于付不起高昂的保险费，数千名医生宣布停止执业，加州医疗过失责任保险市场遇到了寒冷的冬天。1975年5月，加州当局要求召开一个特别会议来解决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危机，推进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在这次会议上，医、患、保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其中Keene Bill的方案受到重视，该草案涉及卫生保健制度、侵权法律制度和保险法律制度。后来，当局还举办了多次的论证会议，聘请了保险精算师处理相对中立的数据，最后的结果就是1975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诞生了。现实证明1975年MICRA具有极强的效果，限制了投机的医疗责任诉讼行为。其规定非财产损害赔偿金的上限是25万美元，同时还规定了律师费用的滑动折算制，尽管加州的诉讼次数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50％，但从1976年开始到2001年，加州的保险费率仅仅上升了167％，而全美平均保险费率上升505％，其中佛罗里达州的保险费率上升了2654％！你可知道这部法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是谁？”
　　水王说：“当然是医生和患者了。”
　　曾宪雨说：“所以老美做事经常让人感到不可思意。这部保护强者——医生的法律，却得到了患者的大力支持，而它的主要反对者是律师和法官。因为医疗律师通常可以得到患者胜诉赔偿额的30％到50％作为风险代理费，而美国的诉讼程序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于认定‘医疗过错’，这笔费用有时占诉讼费用的60％！平均下来，大概只有34%的赔偿额能够到患者手中，也就是说这部法律最大的受害者是法官和律师。。律师声称‘这部法律让患者得不到优秀律师的帮助’，而这部法律的支持者则反驳道‘患者得不到优秀医生的帮助比得不到优秀律师帮助的后果更严重’。这部法律十年间为美国节约了150亿美元，几百万本来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人获得了保险。这应该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可假如这样一部能够产生‘双赢’结果的法律发生在中国，经过素以‘为民请命’为己任的记者用他们那独特的视角一解读，在一片‘同情弱者’的呼喊声中，用不了三天就会臭名昭著，灰飞烟灭！”
十一（3）
　　
　　水王说：“中国老百姓并不是不讲理，问题是这些年医患矛盾已经被政治化了。现在医生支持的，患者一律反对；患者支持的，医生一律反对。提案本身的对与错已经不重要了。这就是把医疗问题上纲上线的结果。”
　　曾宪雨说：“解决医疗纠纷本是一个技术问题，但被政治化之后，人们都变的固执起来，本该支持的，他们选择了反对。”
　　水王说：“这大概是中西方的差异吧，在中国，政治总是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解决什么问题，必须得首先问一下政治上是否正确，所以卫生部的原则是永远站在患者一方。他们的政治立场很坚定，很正确，但患者却要以泪洗面。美国人不讲‘为人民服务’，可他们的医患矛盾远没有中国尖锐。国情不一样，我们也只能望洋兴叹。”
　　曾宪雨说：“国情是不一样，而且这部法律也的确不适于中国，因为目前中美两国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区别。可这其中所渗透的哲学思维、政治智慧、实干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每年有大量的官员出国考察学习，结果是‘学虎不成反类犬 ’不就是因为没学到精髓吗？
　　医生和患者是对立统一的，我们制定任何政策都不能忽略这一点。这部法律设定了最高的赔偿数额，看起来是损害了患者的利益，可它多让几百万人买得起保险。这就告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医生就是保护患者，反之亦然。再看看我们是如何处理医患纠纷的？法院要保护弱者；卫生部长宣布‘在医疗纠纷中，卫生行政部门应该坚决地站在患者一方’，好一个坚决地站在患者一方，患者的脊梁快被这些只会说官话、套话、空话的人民公仆的给压断了！
　　当矛盾尖锐的时候，矛盾各方都应该有充分的发言权，找出问题，找出分歧，找到办法，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误会，可以减少解决问题的成本，政府居中调节。可有些人偏不，下车伊始，不明就理，就颐指气使，今天‘怒斥’，明天‘严惩’；
　　他们就是相信自己手中的权利，想降价就降价，想举证倒置就举证倒置。结果怎么样？医患矛盾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天天叫嚷要加强执政能力，天天叫嚷‘为人民服务’，加强执政能力是实实在在、一点一滴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不是‘怒斥’出来的。”
　　水王说：“他们除了‘怒斥’还知道什么？你就从他们出台的这些政策就可以看出他们思维混乱，做事毫无章法。现在明明‘看病贵’是主要矛盾，可他们偏偏在这个时候推出‘举证倒置’，这对看不起病的人不是雪上加霜吗？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朗了，体制改革不启动，问题就不会解决，可他们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时不时的大吼几声医德。”
　　曾宪鱼说：“现在就有那么一群西装革履，头发铮亮，夹着公文包的人天天叫嚷着‘保护弱者’。他们坐在四季如春的办公室，一边惬意的喝着咖啡，一边讨论着穷人们看病贵的问题。当他们在不遗余力的为穷人们降低药价的时候，那些穷人最需要的药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贵的药。当他们用‘举证倒置’来保护弱者的利益时，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出了一些患者并不是十分需要的，却需要患者劳作一年的检查单，他们获得了打官司的便利，却失去了治疗的机会。当患者愤怒的时候，他们告诉患者都是医德惹的祸，他们的‘好经’被咱们念歪了。”
　　水王说：“这些人的办公室到医院的路实在是太漫长了，以至于他们更倾向于从报纸、电视来了解患者疾苦，了解医疗问题，根据医疗黑幕来制定卫生政策。”
　　曾宪雨说：“一些人刻意转嫁矛盾，一些趋炎附势的记者混淆是非，不明真相的群众文攻武斗，处于旋涡中心的医生或愤而出走，或随波逐流。”
　　十一（4）
　　
　　水王说：“昨天我表弟到广东去打工，路过我这儿。他卫校毕业后，在我们老家的乡卫生院干，后来当了三年院长。虽然治不了什么大病，但治一些常见病还是没问题的。他聪明能干，服务有周到热情，卫生院的生意不错。但半年前发
　　生一起官司，他再也干不下去了。”
　　曾宪雨问：“为什么？”
　　水王说：“有一个产妇，产前检查有重度妊高症，我表弟建议转送市医院，但因路途遥远、颠簸厉害，家人不肯。数日后生产，突发子宫大出血，卫生院用药物注射和体外按摩压迫止血；同时一面寻找家人抽血，一面派人前往市医院取血。止血失败，仅从患者父亲身上抽得200ml血液输入患者体内，市医院血袋送至时，产妇已经因失血过多死亡。产妇家人遂向法院起诉。经法医鉴定，结论为：医院应当预见有发生大出血的可能而未预先准备血袋；产妇大出血时，本可以采取手术钳宫内止血而未采取，致产妇死亡，应认定为医疗事故。卫生院辩称：自己作为乡卫生院，无权建立血库，而路途遥远为血液未能及时送到的客观原因；手术钳宫内止血也超出了其手术能力，法院不予采信。最终，经调解，医院赔偿产妇家属约15万元。我表弟说‘妊高症产后大出血，在大医院也是死亡率很高的病，可他们却让我们赔十五万’说到这儿，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流下了眼泪。”
　　曾宪雨说：“现在是死了人就有理。”
　　水王说：“那是一个‘弹棉花是轻工业，打铁是重工业’的小镇。卫生院的条件更是让人吃惊，高压锅都属于高档设备。两年前有个亲戚得了胆囊炎，由于去不起市里面的医院，表弟就来找我。我把外科的吴玉东叫上就去了。手术前洗手时，用的是个生了锈的脸盆，使我吃惊不已。到了台上，才发现只有两把腹腔拉钩、一个刀片、7把血管钳、5块敷料。真正的‘合理化’手术：只要随便掉一件东西到地上，手术就得完蛋。吴玉东嫌器械太少，表弟说，不够用的话，还有一个产包（平时只做阑尾切除和剖宫产）。手术的时候，表弟不断提醒吴玉东‘教授小心，教授小心，别掉了，别掉了’，搞得他哭笑不得，冷汗直冒。上天保佑，最后总算把手术顺利的做完了。吃饭的时候，表弟说他们一年能做阑尾炎四十多例，剖宫产三十多例。医院最好的设备是市医院淘汰的一部彩超，不过已是雪花飘飘。”
　　曾宪雨说：“过去有人说省级医院死了人，好比火车压死人；市级医院死了人，好比汽车压死人；卫生院死了人，好比拖拉机压死人。这拖拉机压死人你脱的了干系吗”
　　水王说：“明明是拖拉机，可人们却要求它跑出汽车的速度，翻了车还要追究你的责任。”
　　曾宪雨说：“保护弱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