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11)
查完房,一个老头拿着一张帐单进了办公室,到处望,满屋子的人,他要找到他要找的人还真有点难度。苏心正好在他旁边,就问:“大爷,你找谁?”
老头说:“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就那个戴眼睛的,个子不是很高。”
“找我是吧?”陈言已经走过来了,这是他的一个病人,“有什么事吗?”
老头说:“这帐单是不是错了,我就拍了一个片子,怎么收了三个的钱?”
陈言看了一眼,说道:“你拍的膝关节片,要从正、侧、斜三个方向拍,拍一下收一次费,所以就三次。”
老头说:“原来是这样,还有你看看这儿,把我的岁数写错了,我68岁,这写成了1068岁。”
陈言一看,果然是这样,心想:登记处这帮废物,尽添乱。嘴上说:“哎呀,老千岁!这可是好兆头,这是说你要长命百岁,这次病很快就能好。”
老头说:“我可不想活那么长,多活一天就多受一天罪。昨天拍个片子害的我跑了两趟,你一告诉我去拍,我就去了。可一到那儿,人家说你的医嘱没过来,我又回来找你,你不在,后来让别人帮忙。”
陈言知道这件事,是他下了医嘱后,护士没有及时传,说道:“主要是这两天电脑在升级,线路又不是很好,所以医嘱走的有点慢,害的您老跑了两趟,真是对不起。”
老头说:“那它走的也太慢了,我都走两趟了,它咋一趟还没到呢?”
“现在这电脑啊,都没法说”陈言决定痛打落水狗,对电脑进行深入批判,“这越是高科技越容易出毛病,上次全市的医保系统电脑瘫痪,造成门诊大厅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队。好几个患者支持不住,都晕倒了。”
“那这么说,我的运气还算好的?还没碰到电脑大瘫痪?”
这老爷子悟性太高了,一点就通,目的已经达到了,陈言决定见好就收,说道:“不,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不说这了。进院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了吗,你怎么没记住?”
老头说:“年龄大了,有时候我连我儿子叫什么都能忘。”
陈言说:“您可千万要记住,您这一忘,我可就惨了。现在天天有人检查,就查这些事。”
老头说:“那好,我记住了。”
老头一走,陈言就跟住院登记处打电话,“喂,登记处吗?我是普内科,我有个病人,住院号是25012,你们把他的岁数弄错了,他68岁,你们写成了1068岁。”
“我查查,是错了,你让他把医保本拿下来,我们给他改过来。”
“你们就直接改了吧,你还让人家下去,人家不到医院去投诉你就不错了。老头非常生气,说你们骂他,骂他是‘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鳖’,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劝住。”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就改。”
石雷说:“你小子顶风做案啦,刚刚说完要多沟通,结果你的病人还不知道你姓什么?”
陈言说:“那帮领导就知道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你看我们书记那脑袋都拍秃了,辛苦呀。”
大家都笑了,李刚说:“你们看昨天晚上的电视了吗,黄中厚说的那些话让人笑掉大牙。”
石雷说:“他是有名的屁王,这是有典故可查的。有一次他老婆教训儿子,儿子不听。结果他就发话了,对他老婆说‘你说的话没味,所以儿子不爱听。你看我一开会能滔滔不绝的讲两个小时,别人爱听,因为我讲的有味’,他老婆说‘你讲的都是屁话,当然有味了’。”
李刚说:“还有个笑话,上个月他刚调到我们医院,那帮领导给他接风。刚一入座,某领导就对小姐说‘茶’”。
小姐道:“1、2、3、4、5、6、7”。
“倒茶”
“7、6、5、4、3、2、1。”
领导有点怒,“你数啥呢?”
小姐说:“我属狗。”
几个领导一愣,后又哈哈大笑,把领班找来,确定这小姐的确属狗,这事才算完。上菜的时候,上了一道王八汤,里面有几个蛋。那领导对小姐说“给我们分一分。”
小姐站着不动,面有难色。领导再一次催促道:“快分啦,刚才让你倒茶你不倒,现在分个蛋又不分。”
小姐终于鼓足了勇气说道:“七个人,六个王八蛋,你让我咋分?”
一阵哄堂大笑,陈言都快笑到桌子底下了,捂着肚子说:“这可以评选本年度最佳笑话。”
七(12)
晚上陈言夜班,接了班,陈言就开始转病房。到了老千岁那屋,他们老两口正在吃饭,陈言打了声招呼:“在吃饭呢,今天还好吧?”
老千岁说:“挺好,你吃了吗?”
陈言说:“我吃了,今天晚上我夜班,有什么事就找我。你记住我叫什么了吗?”
老千岁说:“记住了,这回不会忘了。你等会儿给我量个血压吧。”
“好的”说着陈言就回去拿血压计了。
“140/80”,量完了,陈言就准备走。走到门口,又经不住回头问了一句“你把我的名字记住了吧?”
“记住了。”
陈言这才放心的走了。回到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大部分都是护士的,基本上是在相互探听消息——今天晚上有没有检查,已经查到哪了?
陈言心想:真是台上大喷嚏,太下一场戏呀!
晚上护士打针的时候,都会问上一句:“你知道我姓什么吗?”
到了十二点,陈言看没什么事,就到值班室睡觉。睡的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一打开,是老千岁,陈言很惊讶,问道:“怎么是你,有什么事吗?”
老千岁说:“我起来上完了厕所,趟在床上,睡不着。想你的名字,就是想不起来。我问老伴,她也忘了。我想你反复叮嘱过好多遍了,这万一有检查的,我要是答不上来,多对不起你呀。我和老伴一合计,还是来问问。”
陈言真是哭笑不得。
八(1)
水王查完房在办公室改医嘱,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进来了,径直走向水王,说道:“水兄,兄弟有事求你了。”
水王抬头一看是刘三,这小子是医院的电工,平常很少不在医院露面,他用他的奖金雇了一个人替他干活,他整天跟他那群虎朋狗友混在一起。说道:“呦,刘老板来了,头上怎么挂了彩了,又打架了?”
刘三说:“现在谁他*的还打架,这是昨天晚上骑摩托车摔的。昨晚上多喝了几杯
,走到小清河,那地方黑,也不知道哪个没屁眼儿的在地上放了一跟木头,害的我一跟头载在那儿了,半天才爬起来。刚想推着摩托车走,我想不对呀,不能我一个人摔呀。我就坐在旁边一个沙堆上吸烟。还真等着了,不到半个小时又摔了俩。真是没白等,回到家我才发现头破了,流了不少血。”
水王说:“你小子够损的,这次来有什么事?”
刘三说:“还不是老毛病,胃又疼了,还开上次那药,叫什么克?”
水王说:“洛塞克。”
刘三说:“对,就它,上次吃了一盒我半年没犯。”
水王说:“就你小子这么喝法,一个月也管不了。”
刘三说:“干咱们这行的能不喝酒吗?道上有道上的规矩,兄弟们敬个酒,我能说肚子疼不喝?”
水王说:“你们是宁伤身体不伤感情,你自己掂量着看吧。哎,这段时间你小子跑哪去了?”
“嘿嘿,上个月老赵跟我说,工资、奖金一分钱不少你的,只求你没事别到医院来了。”
水王说:“你又创什么奇迹了,把我们院长折磨成这样?”
“还不是上个月教训了一个不长眼的,这小子领他儿子来打针,刘兰给打的。结果一针没扎上,又扎了一针,这小子上去就一巴掌。刘兰就给他老公打了个电话,他老公是南湖派出所的。他老公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去了,二话没说,一脚踹上去。这小子竟然还敢还手,他也不看看爷爷是干什么的。老子跑到外面拎了把铁锹过去了,这小子一看拨腿就跑,亏他娘的跑的快,要是让我追上了,非让他在医院住两个月。”
“怎么,人家告了?”
“这小子有点后台,好象是个副市长的亲戚。”
“行,你小子比那帮保安强多了。”
“那帮窝囊废顶个屁用,以后你受了什么气,就打个电话,你让他在医院住多久,我就让他住多久。”
“他住院我还得掏住院费,得了吧。不过你小子还是幽着点,医院要改革了,重点是后勤,说不定还要下一批。“
“什么,改革?让我下岗,他敢?他也不看看他长了几个脑袋,他让我下岗,我让他下地。再说了,这医院又不是他姓赵的,是咱们大家的,咱们都是主人。他这个主人凭什么比我这个主人拿的多,他这个主人凭什么让我这个主人下岗,他这个主人凭什么坐办公室而我这个主人却要风里来雨里去。妈的,整天琢磨着怎么对付咱们这些人,好象咱们都是吃白饭的。他们盖了一幢楼贪了多少?老子还没有要改革呢,他倒要改革。要改也行,就先从机关改起,他要是能让那帮吃白饭的人滚蛋,我利马卷铺卷走人。”
“还是你小子有胆啦。”
“就你们这些文化人胆子小,看你们那副窝囊样,我都替你们臊的慌,被别人打了还要陪笑脸。这世道还是用拳头说话管用。有一次产科有个病房的灯坏了,我去修。我没带梯子,大热的天,谁扛着梯子楼上楼下的跑?我就让病人把褥子掀起来,我踩在床上。家属硬是不干,说这灯不修了,那我就走呗。谁知第二天,老王告诉我患者把我投诉了。我一听,火冒三仗,到了病房,抓住那小子的衣领要揍他,不是护士长拉着,我非让他开彩。当时那小子吓的直哆嗦,说再也不告了。”
“看来医院也得几个你这样的来声张正义。”
“以后有什么事支一声,走了,哥几个还等着呢。”
八(2)
下午几个小大夫在办公室干活,苏心拿着本习题集在看,她要考职业医师了。
“各位,请教个问题:一五十岁男性患者,心率四十二次,首选治疗什么?A阿托品,B异丙肾,C起搏器。”
陈言立即回答:“起博器。”
苏心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药物治疗?”
陈言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药物治疗,但我知道安起搏器肯定没错。”
李刚说:“行啦,赵主任要是听到这样的回答一定高兴——孺子可教。”
石雷说:“是啊,现在他们心内科只对介入的病人感兴趣。赵主任一查房就三句话:你这病得做冠脉造影;你不做冠脉造影,那你做冠脉CT;你不做冠脉CT,那你出院。他刚一出门,那些病号都在那骂。”
李刚说:“大牌医生都是这样。”
这时孙浩来了,拿着张会诊单,问道:“谁请的会诊?”
陈言说:“是我请的,老师,我给你找病志去。”
孙浩坐下来看病志,陈言又去找水王。
水王进了办公室,“孙老师来了,请你们会个诊可真不容易啊。”
孙浩说:“这病对你来说不是小菜一碟,还需要请会诊?”
水王说:“这病人又有冠心病,又有房颤,抗凝药该怎么用?”
孙浩说:“你就用了阿斯匹林,它对房颤不行,你得把华法令加上。”
水王说:“两个都用,出血的可能性是不是增加了。”
孙浩说:“是增加了,你要从保护患者的角度考虑,那你就加上,因为加上之后导致脑出血的可能性要小于不加导致脑栓塞的可能性,所以利大于弊。但要从保护自己的角度,那你就要好好考虑了,因为一旦出血,你就麻烦了。家属要是通情达理,那还好;要是蛮不讲理,你就认倒霉吧。”
水王说:“他们家人挺不错,为这样的人冒点险还是值得的,这华法令怎么用?”
孙浩说:“二点五毫克,一天一次。”
水王说:“这药是三毫克一片的,这二点五毫克怎么掰呀?你们心血管尽干这样的事,这个药吃二分之一片,那个药吃四分之一片,现在病人本来就对医嘱打个五折来执行,这么个吃法,病人还能坚持吗?这些药可是要吃一辈的。”
孙浩说:“说来真是讽刺,华法令是华荣公司生产的,这是一个很人性化的公司,为了方便患者,他们把药做成了从一毫克到五毫克五种剂型的。可药房那帮人就进一种剂型,说五种都进容易抓错药。你说这是什么混帐理由?怕抓错药你就加强业务能力呀,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怕出错而少收病人?”
水王说:“人家就是不进,你能咋的?”
孙浩说:“更可气的是他们还经常断药,事先也不给你打招呼。上次我们一个刚做完手术的病人要用新唯宁,可药房硬是没药,这可是要命的事,最后没办法,让家属赶紧打的到医大一院去买。你说这要是出了事,到底算谁的?”
水王:“当然算你们的,人家会说‘你本应该预见到可能没药,为什么不事先准备好’。”
孙浩说:“我还能预见到明天有可能发地震,是不是今天晚上咱们到外面支个帐篷睡去?要是让咱们这样预见的话,那病人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干脆把药房搬到病房来。”
水王说:“人家不管那,病人到你这来了,你就得负责。医院任何一个部门出的事,管床医生或多或少的都有连带责任。”
孙浩说:“让咱负责你就给咱们相应的权利呀,就那药房只进一种剂型的华法令,你还不敢跟他们提意见,你要是提了,人家说‘怎么别人都用的好好的,就你事多呢’,能把你气个半死。”
水王说:“那还是好的,他还给你进一种。上次曾宪雨有个病人等着用丙种球蛋白,药房没药,他们说药在药库里,曾宪鱼让他们去领。人家说现在都在学‘三个代表’呢,哪有时间,等开完会了再去,那又不是急救药。”
孙浩说:“咱们就随遇而安吧。”
八(3)
护士长开完会回来,看见水王和彭艳都在办公室,对他们说:“院里已经决定进行工资分配改革了,以后院里把奖金发到科里,具体怎么分,有科主任和护士长决定。”
水王说:“风传多时的改革终于来了,以后你和主任的权力就大了。”
护士长说:“我宁可不要这权力,这是吃亏不讨好的事,怎么分都会有人不满意。院里规定同级别的医生护士之间,医生的系数必须比护士高。反聘人员的工资也由科室自己出。明天早上大家讨论一下具体方案。”说完就走了。
彭艳说:“讨论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举手表决通过,两个科医生加起来才十几个,护士有四十几个,看着吧,最后还是吃大锅饭。”
水王无奈的笑了笑,说道:“这人啦,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医生凭什么就比护士拿的多,这可是在中国。”
彭艳说:“是啊,中国特色嘛,什么都跟别人不一样,拿钱的时候搞平均主义,干活的时候怎么不搞平均主义。那行政和后勤的几百人他们都在干吗?现在四点钟,你到机关楼去看看,看上面还有几个人?人家是上班也休息,咱们是休息也上班。报销点钱,他能让你跑八趟,我们养了一群爷。”
老爷子进来了,说:“我们这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你们还早着呢,慢慢熬吧。”
彭艳说:“老爷子,真不知道你们这代人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煎熬。”
老爷子说:“那个时候比医生苦的人多的是,所以也不觉得有多苦。建国后,国家用十分有限的财力建起了一批医院,但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有形无形的压力都在促使着医生加班加点的尽可能的多看病人,而收入不会随之增加,那时收入和付出的不平衡比现在严重。但那毕竟是一个讲‘奉献’的年代,也是一个政治高压的年代,所以矛盾被掩盖了。尽管这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所以也就有了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5月,毛主席回到了阔别36年的井冈山,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得知伟人归来,人们潮水般的涌来。而在一片太平盛世之中,却有着不和谐的声音。在茨坪人民公社和群众座谈时,人们反映‘现在比过去强多了,就是缺医少药,城市的医院去不起’。后来到了江西樟树市,又听到了这样的呼声。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岂能因卫生工作不到位而黯然失色?所以在6月,他严厉批评了卫生部并发出了‘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
水王说:“原来是这样啊,那后来呢?”
老爷子说:“随后就是浩浩当当的下乡大军,我们这些‘正规军’和当地的赤脚医生穿梭于田间地头。‘缺医’解决了,但‘少药’的问题仍然严重。所以就号召我们用一根针,一把草来治病,用大锅熬韭菜水的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
彭艳问:“能解决问题吗?”
老爷子顿了一下,说道:“有总比没有强啊。”
水王说:“原来如此。那个时代物资极度匮乏,用‘无私奉献’这些精神的办法去弥补物质的不失为一条捷径。牺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而如今的社会状况、人的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那一套也就不管用了,现在的医疗行业几乎成了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彭艳说:“尽管这样,很多人也并不认为是制度的问题。”
老爷子说:“是啊,五十年代搞公社,搞食堂,相继失败之后,毛主席认为是农民的素质没达到要求,并不是制度本身不好。于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同时不断发动‘反右’,‘四清’直至最后的‘文革’来扫除各种其他思想,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然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会充分发挥。可惜他不知道:是制度来培养道德,而不是道德来成就制度!他终究也没等到人的素质与他所梦想的体制相匹配的那一天!”
水王说:“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转型,市场对参与竞争的企业进行了一场残酷的选择。那些落后的企业被淘汰了,而那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经营灵活的企业胜利了。这样收入的差距就开始拉开,人才的价值才逐渐得到体现。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重新得到了认可。”
老爷子说:“可惜这些原则并不适合于医院。因为医疗行业始终是一个卖方市场,在其它行业在进行惨烈的淘汰的时候,医院却能独善其身。落后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没有破产的压力,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既然不提高医生的待遇,医院也能照常运行,那为什么还要提高医生的待遇呢?‘大锅饭’就这样一吃就是五十年!”
水王说:“当其它行业的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时,收入的差距在逐步拉大。由此又诱发了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问题。当我们这些深受‘大锅饭’之苦的人,等待改革的雨露降临时,钟摆已经到达了尽头,开始回摆——消灭两极分化成为了主旋律。我们所望眼欲穿的分配改革,甚至还没来得及被提上议事日程,就已经嘎然而止,改善医生待遇的社会氛围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媒体又阴差阳错的帮了错误一个大忙。随着一个个医疗黑幕被暴光,人们的视线被吸引了过去。人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对体制的弊端视而不见。在人们眼里医生不是体制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
彭艳说:“所以现在这医院怎么改都改不好,以我说呀,就一个字——卖。”
老爷子说:“山东有个地方不是卖了几家医院,结果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谁还敢卖呀。”
彭艳说:“你说真是奇怪,现在每个人都对医院恨之入骨,可要把他卖了,又一窝蜂的反对,这是为什么?”
水王说:“社会问题要比医学问题复杂,因为人的思想要比躯体更难以琢磨。”